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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情境主义

时间:2012-03-06 13:45:06  来源:  作者:

 

情境主义(Situationis-)这个词所涉及的不仅是作为组织的“情境主义国际” (Sitionist International,j简称SI),还有情境主义者及其建构情境的实践。那么究竟何谓情境主义?

  它不仅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政 治风暴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深刻影响 了近代城市规划,它还是后马克思哲 学中的重要批判力量,是媒体理论的 重要开创者……情境主义把各种专业 领域的打通工作做到了极致。情境主 义对艺术也做了很多,但不是以普通 的方式。显然,它的工作很难被作为 一个艺术作品来欣赏,也不是用几个 艺术家就能代表的艺术风格,形式主 义和图像学的美术批评方法似乎都对 它无效。这导致了情境主义在艺术边 界上所做的工作被忽视,在艺术史中 的情境主义实践往往也是被轻描淡写 地带过。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战后 欧洲艺术史大体围绕两条主线进行叙 述。一是以十九世纪的“为艺术而艺 术”为代表的绝对美学,二是艺术与 生活相统一的相对美学,前者强调艺 术的自治,后者则强调艺术与外部世 界的互动关系。情境主义的历史则让 我们重新审视这种艺术史的叙述,他 们的存在已经超出了艺术和政治分隔 的体制。

  情境主义到底是什么?它造成了一种艺术风格吗?它是一个激进组织还是历史 事件?是一种思潮,还是一次革命运动?情境主义组织和情境主义个人又是何 种关系?对于一个打破各种边界的先锋,决不能用传统的艺术、政治或建筑的学科分界 来框定它,而是要正视情景主义的极其生动的复杂性。事实上,情境主义从一 开始就是开放性的,情境主义这个词也没有确定的概念和描述,情境主义者也 没有统一的宣言,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建构情境”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及对于“游 戏社会”的愿景,而“建构情境”和“游戏社会”本身又是模糊的开放的。从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情境主义,只有情境主义者。 为什么情境主义者以“情境”作为出发点,而又为什么他们的实验和最终愿景 都带有游戏性?

  然而,本文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要为以上问题找到终极答案。而是面对这样 一种本身致力于打破边界的,无法用旧方法定义的思想与实践,寻找一种恰当 的分析框架和视角,从而挖掘出情境主义的真正遗产。本文的框架构思为:从 两条主线来着手研究其极具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历史。

  一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反观他们所进行的日常生活批判一一日常生活如同肥沃 的腐殖质,是一切创造性活动和哲学意义的土壤,是一切政治、艺术等高级活 动的基础,更是一切社会关系得以实现的场所。社会的本质依存于日常生活, 而人也是在日常生活中被塑造出来的。每一个日常生活的情境都钩沉出历史的 痕迹与个人的存在。日常生活的批判深深影响了情境主义者。因此,情境主义 研究当然是要返回到情境主义者的日常生活情境中,从一幕幕日常的现场中寻 找埋藏着的线索,以此拨开个人或组织的行动逻辑。本文也力图将各种线索牵 扯出来,为将来的深入研究埋下伏笔。

  另一条主线则是情境主义者对于游戏概念的推进以及实践中的游戏性。情境主 义国际的形象一直是严肃的激进政治组织与革命先锋,与游戏似乎并无交集的 可能。然而,从西方近代游戏观念的转变历史(尤其是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 来看,就可以发现,情境主义与游戏的紧密联系。此外,情境主义者进一步发 展了游戏的生产性,这也是他们的批判策略和建构策略,这是他们区别于达达 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重要方面。

  目前为止,国内翻译的情境主义理论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几个个人文本和个人理 论上,如居伊.德波(Guy Dedord的<景观社会>和<景观社会评论>、鲁尔.瓦内格姆(Raoul Vaneigem)的《日常生活的革命》以及米歇尔.德.塞托(Michei 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实践》一一在此对南京大学的研究者致敬,他们艰苦 卓绝的翻译工作为国内的情境主义研究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而关于情境主义 组织的文本,被明星人物德波所遮蔽的其他情境主义者的文本,以及重要的情 境主义研究文献等都仍有待翻译。

  要真正理解情境主义,就必须还原情境主义者生活的情境,尤其是他们的曰常 生活中埋藏着太多的线索,有待我们逐一发掘。

  情境主义形成于1950年代的欧洲,当时的欧洲正处于过度现代化的时期。城市 化进程促使大城市在战后迅速重建,这也意味着不停地拆建房屋和迁徙城市人 口。而随着工业的发展,汽车产量连年翻倍,交通和奥斯曼的城市规划让生活 空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或许是坐在巴黎第五区的某个街头咖啡馆的情境 主义者正在谈论的事情,这几个年轻人一一未来的情境主义者一一经常聚在一 块儿谈论着自己对周遭的困惑。

  马歇尔计划刺激了经济高速发展,民众对经济的无限信心,促成了狂热的消费, 从冰箱到洗衣机再到电视机,每个家庭都为这些装备加班加点奋力拼搏,快马 加鞭地想要实现广告中的现代化生活。充满诱惑的美国文化随着马歇尔计划一 起登陆到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中,新包装大容量的可口可乐,好莱坞扣人心弦的 故事电影,自动唱机里的美国摇滚乐,黑白电视中的人造卫星等新奇科技…… 而这些未来的情境主义者们却过着波西米亚式的生活。 情境主义者拒绝工作,整天不是在咖啡馆就是在酒馆,或者干脆就是在街上闲 逛,或者溜进书店看刚出炉的格里耶小说。他们脑子里充满各种乌托邦,有时 也想着策划一些活动,比方说炸掉埃菲尔铁塔,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动个手术, 或是跑到大教堂里发表演说……。这种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让人想到早些年 的达达主义者。

  但在很多方面,情境主义者并不是当时的特例。1950年代初正值冷战期间,右 派执政的政府在积极反共,而各党派的左右之争也更加剧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倾 向,选择支持共产主义的左派或反共的右派是攸关性命的。法国左派的许多支 系曾经乘风破浪一往无前:从战前人民阵线的乌托邦的时刻和战后的解放运动 的承诺,到在面对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时维持共产党的路线 时的与日俱增的困难。1952年冷战白热化,斯大林主义前苏联暴力镇压的披露 使左派激进主义的正当性受到怀疑。1956年,赫鲁晓夫终结了斯大林主义,他 在苏联的共产党第二十届大会上的著名报告,推翻了斯大林的形象。由于苏联 是革命的典范,苏联形象的日渐垮塌也使左派政党进一步失去号召力。虽然很 多欧洲人断言这个报告是美国情报局的虚构,但是这也代表了党内共产主义革 命运动的逐渐衰微。这导致大批知识分子放弃左派,知识分子从法共退党,一 些则投奔适时出现的结构主义,只有像萨特这样的少数知识分子仍然坚定地支 持法共。纷纷跳脱出马克西主义思想窠臼的左派知识分子,不论是结构主义还 是像“社会主义与野蛮”、情境主义国际这样的体制外组织,还包括列斐伏尔、 卢卡奇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在对原马克思主义进行不同程度的批判、反思 与重构。在1956年之后,革命运动逐渐转移到了有组织的政党之外,尤其是卡 斯特罗在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之外获得了革命胜利。荷兰和巴黎成为了这 一新革命风潮的发源地。

情境主义(Situationis-)这个词所涉及的不仅是作为组织的“情境主义国际” (Sitionist International,j简称SI),还有情境主义者及其建构情境的实践。那么究竟何谓情境主义?

  它不仅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政 治风暴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深刻影响 了近代城市规划,它还是后马克思哲 学中的重要批判力量,是媒体理论的 重要开创者……情境主义把各种专业 领域的打通工作做到了极致。情境主 义对艺术也做了很多,但不是以普通 的方式。显然,它的工作很难被作为 一个艺术作品来欣赏,也不是用几个 艺术家就能代表的艺术风格,形式主 义和图像学的美术批评方法似乎都对 它无效。这导致了情境主义在艺术边 界上所做的工作被忽视,在艺术史中 的情境主义实践往往也是被轻描淡写 地带过。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战后 欧洲艺术史大体围绕两条主线进行叙 述。一是以十九世纪的“为艺术而艺 术”为代表的绝对美学,二是艺术与 生活相统一的相对美学,前者强调艺 术的自治,后者则强调艺术与外部世 界的互动关系。情境主义的历史则让 我们重新审视这种艺术史的叙述,他 们的存在已经超出了艺术和政治分隔 的体制。

  情境主义到底是什么?它造成了一种艺术风格吗?它是一个激进组织还是历史 事件?是一种思潮,还是一次革命运动?情境主义组织和情境主义个人又是何 种关系?对于一个打破各种边界的先锋,决不能用传统的艺术、政治或建筑的学科分界 来框定它,而是要正视情景主义的极其生动的复杂性。事实上,情境主义从一 开始就是开放性的,情境主义这个词也没有确定的概念和描述,情境主义者也 没有统一的宣言,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建构情境”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及对于“游 戏社会”的愿景,而“建构情境”和“游戏社会”本身又是模糊的开放的。从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情境主义,只有情境主义者。 为什么情境主义者以“情境”作为出发点,而又为什么他们的实验和最终愿景 都带有游戏性?

  然而,本文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要为以上问题找到终极答案。而是面对这样 一种本身致力于打破边界的,无法用旧方法定义的思想与实践,寻找一种恰当 的分析框架和视角,从而挖掘出情境主义的真正遗产。本文的框架构思为:从 两条主线来着手研究其极具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历史。

  一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反观他们所进行的日常生活批判一一日常生活如同肥沃 的腐殖质,是一切创造性活动和哲学意义的土壤,是一切政治、艺术等高级活 动的基础,更是一切社会关系得以实现的场所。社会的本质依存于日常生活, 而人也是在日常生活中被塑造出来的。每一个日常生活的情境都钩沉出历史的 痕迹与个人的存在。日常生活的批判深深影响了情境主义者。因此,情境主义 研究当然是要返回到情境主义者的日常生活情境中,从一幕幕日常的现场中寻 找埋藏着的线索,以此拨开个人或组织的行动逻辑。本文也力图将各种线索牵 扯出来,为将来的深入研究埋下伏笔。

  另一条主线则是情境主义者对于游戏概念的推进以及实践中的游戏性。情境主 义国际的形象一直是严肃的激进政治组织与革命先锋,与游戏似乎并无交集的 可能。然而,从西方近代游戏观念的转变历史(尤其是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 来看,就可以发现,情境主义与游戏的紧密联系。此外,情境主义者进一步发 展了游戏的生产性,这也是他们的批判策略和建构策略,这是他们区别于达达 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重要方面。

  目前为止,国内翻译的情境主义理论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几个个人文本和个人理 论上,如居伊.德波(Guy Dedord的<景观社会>和<景观社会评论>、鲁尔.瓦内格姆(Raoul Vaneigem)的《日常生活的革命》以及米歇尔.德.塞托(Michei 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实践》一一在此对南京大学的研究者致敬,他们艰苦 卓绝的翻译工作为国内的情境主义研究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而关于情境主义 组织的文本,被明星人物德波所遮蔽的其他情境主义者的文本,以及重要的情 境主义研究文献等都仍有待翻译。

  要真正理解情境主义,就必须还原情境主义者生活的情境,尤其是他们的曰常 生活中埋藏着太多的线索,有待我们逐一发掘。

  情境主义形成于1950年代的欧洲,当时的欧洲正处于过度现代化的时期。城市 化进程促使大城市在战后迅速重建,这也意味着不停地拆建房屋和迁徙城市人 口。而随着工业的发展,汽车产量连年翻倍,交通和奥斯曼的城市规划让生活 空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或许是坐在巴黎第五区的某个街头咖啡馆的情境 主义者正在谈论的事情,这几个年轻人一一未来的情境主义者一一经常聚在一 块儿谈论着自己对周遭的困惑。

  马歇尔计划刺激了经济高速发展,民众对经济的无限信心,促成了狂热的消费, 从冰箱到洗衣机再到电视机,每个家庭都为这些装备加班加点奋力拼搏,快马 加鞭地想要实现广告中的现代化生活。充满诱惑的美国文化随着马歇尔计划一 起登陆到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中,新包装大容量的可口可乐,好莱坞扣人心弦的 故事电影,自动唱机里的美国摇滚乐,黑白电视中的人造卫星等新奇科技…… 而这些未来的情境主义者们却过着波西米亚式的生活。 情境主义者拒绝工作,整天不是在咖啡馆就是在酒馆,或者干脆就是在街上闲 逛,或者溜进书店看刚出炉的格里耶小说。他们脑子里充满各种乌托邦,有时 也想着策划一些活动,比方说炸掉埃菲尔铁塔,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动个手术, 或是跑到大教堂里发表演说……。这种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让人想到早些年 的达达主义者。

  但在很多方面,情境主义者并不是当时的特例。1950年代初正值冷战期间,右 派执政的政府在积极反共,而各党派的左右之争也更加剧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倾 向,选择支持共产主义的左派或反共的右派是攸关性命的。法国左派的许多支 系曾经乘风破浪一往无前:从战前人民阵线的乌托邦的时刻和战后的解放运动 的承诺,到在面对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时维持共产党的路线 时的与日俱增的困难。1952年冷战白热化,斯大林主义前苏联暴力镇压的披露 使左派激进主义的正当性受到怀疑。1956年,赫鲁晓夫终结了斯大林主义,他 在苏联的共产党第二十届大会上的著名报告,推翻了斯大林的形象。由于苏联 是革命的典范,苏联形象的日渐垮塌也使左派政党进一步失去号召力。虽然很 多欧洲人断言这个报告是美国情报局的虚构,但是这也代表了党内共产主义革 命运动的逐渐衰微。这导致大批知识分子放弃左派,知识分子从法共退党,一 些则投奔适时出现的结构主义,只有像萨特这样的少数知识分子仍然坚定地支 持法共。纷纷跳脱出马克西主义思想窠臼的左派知识分子,不论是结构主义还 是像“社会主义与野蛮”、情境主义国际这样的体制外组织,还包括列斐伏尔、 卢卡奇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在对原马克思主义进行不同程度的批判、反思 与重构。在1956年之后,革命运动逐渐转移到了有组织的政党之外,尤其是卡 斯特罗在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之外获得了革命胜利。荷兰和巴黎成为了这 一新革命风潮的发源地。

1957年1月法军镇压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 军队对俘虏的酷刑拷问引起了法国国内的舆论谴 责,右派执政的法国政府对这一行为的否认态度, 使民众更加不信任政府并削弱了道德制高点。阿尔 及利亚殖民地的战争耗费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成 本,这也更使知识分子对右派彻底失望。1958年, 戴高乐重新掌握政权,使那个时期的騷动达到了更 深的程度。法共不但没有能力理解斯大林主义,不 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也未能阻止戴高乐的重新执 政,而仅仅是把戴高乐称为法西斯分子。法共的表 现让知识分子大为失望,法共只是在名义上支持阿 尔及利亚,却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而许多 党外的左派知识分子包括情境主义者都以各种方式 积极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斯特拉斯堡 法国东部大城市)的情境主义者为了 支持阿尔及利亚,甚至筹划建立军事基地,以武装 形式抗议法国政府。正是这种情境,促使情境主义 者等知识分子从城市吉普赛人变为革命实践先锋, 他们的意图是对左派和右派的政治正统论者进行彻 底批判,同时又批判结构主义向象牙塔的退缩。

  情境主义在很多方面,不论是组织方式,还是实验 行为中的游走方式,都继承了超现实主义的衣钵。 超现实主义运动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曾经大声 疾呼思想自由,并且先锋地将艺术与社会革命联系 在一起,这使它得到了战后的社会共鸣,这些都深 深地影响了情境主义者。然而随着超现实艺术家纷 纷成为明星,并且融入了艺术市场,情境主义者批 评超现实主义已经轻易地被资本主义市场腐化,而 丧失了其批判的能力。德波的字母主义小组很早就 已经批判起了超现实主义是先锋派的惺惺作态。“先 锋派只此一次,并且发生在它身上最好的事情是, 从先锋的意义上来说,把辉煌留在它那个时代……一个历史性的事业一定不能声称自己是免受打击而永葆青春的”德波认为达达 和超现实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批判的片面性:“艺术的废除和实现是不可分 离的两个方面。”康斯坦特在一份1948年的《宣言》中,他批判“西方艺术” 曾经一度是帝王教皇的赞颂者,转而为新权力资产阶级服务,变成了美化资产 阶级理想的工具。而如今随着这些理想的经济基础的崩溃,一个新的时代出现了, 文化传统失去了他的意义,而新的自由将从最原初的生活资源中得到胜利。对 于康斯坦特他们来说超现实主义曾经是一个政治和哲学问题,然而后来超现实 主义者却把无意识禁锢在了佛洛依德的逻辑之内,成了无意识的再现。

  思想上,情境主义者早年也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伹他们通过与亨利“列斐 伏尔(Henri Lefebvre)的合作,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问题域。列斐伏尔是 与情境主义直接互动的一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是20世纪法国哲学家和社会 学家,是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城市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列斐伏尔与情境 主义者的思想有一段共同成长的历程,而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是在共同旅行中, 为各自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方式找到了合法性。

  列斐伏尔与情景主义者正式建立友谊是在1957年,情境主义者的官方组织“情 境主义国际”也是在这一年正式成立的。但早在情境主义国际成立之前,列斐 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思想就已经开始影响康斯坦特(Constant Nieuwenbuys)、 艾斯格.尤恩(Asger Jorn)等情境主义国际的締造者,甚至有人认为居伊.德波在1950年代曾是列斐伏尔的学生。

  康斯坦特和尤恩是眼镜蛇小组(COBRA)的成员。眼镜蛇小组的关键人物是康 斯坦特,他的“新巴比伦”计划(New Babylon)是一个宏伟的未来城市规划。 早在1953年,康斯坦特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了一种情境的建筑》(FOR ANARCHITECTURE OF SITUATION)的文章。文章基于建筑应该改变日常现实的 理念,情境的建筑是一种以新社会为前提的城市总体规划,他认为社会必须为 了创造某种全新的东西一一如情境一一而改变。这是连接《日常生活批判》的 纽带,即要创造一种能激励建构新情境的建筑。康斯坦特的设计和理念得到了 列斐伏尔的赞赏和大力支持。(Ross 1977)

  在加入情境主义国际之前,康斯坦特和尤恩等艺术家就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并将其带入了情境主义国际,而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论则是用马克思主义社 会学框架对日常生活的分析研究。这个共同点让他们都逐渐地将现代性的空间 形式作为关注的主题。和列斐伏尔一样,情境主义国际也关注交通问题,在其 官方刊物的1959年第三期中有一篇文本“关于交通的几个情境主义主题”,文 中德波批判了现存交通及其设计者,认为城市规划者的错误在于:仅仅把私人 汽车看作交通手段。而实际上汽车是资本主义的宣传工具,作为疏离生活的统 治物和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产品。而上下班往来的时间,则是一种多余的劳动, 它相应地减少了 “自由”时间的数量。

  1957年列斐伏尔出版了一份宣言《革命的浪漫主义》(Le Romantisme Revolutionnaire),其中褒扬了卡斯特罗的故事和各处所有发生在政党以外的运 动。也正是这篇文章让列斐伏尔和情境主义者有了接触,因为情境主义者在这 股潮流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篇文章是情境主义者和列斐伏尔相互理解的另一个 基石出。情境主义者前往比利牛斯山脉拜访正在那里做农业研究的列斐伏尔。之后他们 开始了一段硕果累累的共同旅行。

  对于“时刻”(Moments)的理解是列菲伏尔和情境主义者之间的思想桥梁,为 了理清这个概念,旅行中他们不知道耗费了几个晚上的睡眠。

  在列斐伏尔看来,日常性是在平庸琐碎的日复一日中被异化的生活,日常生活 批判就是要批判这种日常性。相对于日常性的是某些“时刻”,它们如同暗流 中熠熠闪光的鳞片。换句话说,生活的“时刻”在场是日常生活的一种拯救。

  列斐伏尔呼吁一场对日常生活的总体革命,使生活脱离资本主义建构的日常性, 回归到生命本身的意志。这种“日常生活的革命”正是使情境主义者主动与列 斐伏尔结成“统一战线”的基础。

  情境主义者将列斐伏尔所说的“时刻”转化为了 “情境”。在1958年第一期官 方期刊中的《定义》一文,情境主义国际给出了 “建构情境”的解释:“被整 体氛围和游戏事件的集体组织所具体而精心建构的生活瞬间”。这本刊物的另 一篇文章《建构情境的初步狗题》中谈到:“情境也是时间上行为的统一体。 它由包含在一个瞬时场景中的姿势组成。这些姿势是这个布景及其自身的产物。 并且他们反过来生产其他形式的场景和其他姿势。”显然,在情境主义者那里, 情境本身是生产性的。因此,他们自认为比列斐伏尔更进了一步一一列斐伏尔 只是把发生在历史过程中的东西,如把爱情和诗等等理解为瞬间。而情境主义 者则要创造新的情境,创造一种具有生产能力的情境。但尽管如此,所谓的“情 境”以及“创造情境”的实践方式仍然是含糊不清的。

  这次旅行即将结束,周末他们在比利牛斯山脉附近的小城纳瓦朗(Navarrenx) 度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小城曾经存在过著名的公社)。列斐伏尔和同行 的情境主义者手写了一份纲领性文件。文件手稿一直由情境主义者持有,其 中关于巴黎公社的内容于1962年由情境主义者以题为《论巴黎公社》发表, 署名的是三位情境主义国际的成员:居伊.德波、阿提拉.考塔伊(Attila Kot A nyi)鲁尔“瓦内格姆(Raoul Vaneigem)。后来双方却因为这份文件所 有权的问题而发生争执,这场争执导致了双方的关系出现了不可修复的裂痕。 1966年情境主义国际在官方期刊中指责列斐伏尔抄袭:他们认为列斐伏尔在 1965年出版的《公社的宣言》(La Proclamation de la Commune) 一书中,关于 巴黎公社观点完全是照抄1962年的那份纲领性文件。而列斐伏尔则认为这完全 是共同的思想结晶,这份文本是在双方对巴黎公社节日性的争论中整理出来的。 滑稽的是,国际情境主义一方面抨击列斐伏尔的剽窃,另一方面又推崇“异轨”, 称“剽窃是必然的,进步就意味着剽窃”。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让人匪夷所思。 可能正如德波所说,本质上异轨的理论很少令他们感兴趣。但不可否认,异轨 是他们前期经常使用的一种策略。而抓住核心文本的所有权,显然不是使用这 种策略的时候。

情境主义国际在《论巴黎公社》中提出:“公社是19世纪最伟大的节日”,这 是他们研究总体历史的核心观念。而列斐伏尔也是将公社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属 为节日,巴黎公社是一个宏大的革命性的节日,也是一个革命发生的节日。在 他看来,1987年的巴黎公社是颠覆了奥斯曼式城市化及资本主义既定制度的狂 欢:“巴黎公社〈1871年)的一个强大的方面就是那些被推往郊区和周边地区 的工人重返市中心的力量,他们重新征服了城市,许多份财产中的这份财产, 这个价值,这件已经被从他们手里抢夺的作品。”这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颠倒, 日常价值的颠倒,参与者脱离了原本的身份,形成了一种节日共同体。他认为 公社是革命性城市化的唯一尝试。革命就是要将日常生活转化为一个无止境的 节日,一个只有死亡才能终止的游戏。

  情境主义者和列斐伏尔都一致同意:在第一次向整个旧世界宣战的工人运动中, 改革地进行和官僚国家的成功建立,其实是这个运动最大的失败;而失败了的 巴黎公社却是工人运动中最成功的部分,因为它的尝试为后来的革命者开启了 一个新时代。而当时的正统左派却尚未充分认识到巴黎公社的革命情境所蕴含 的这种巨大价值。

  尽管对巴黎公社有着同样的看法,但在革命的产生以及发展方式上,列斐伏尔 和情境主义者却各执己见。列斐伏尔偏向的日常政治允许缓慢的、改良主义的 革命。情境主义者绝对无法容忍植被培育式的改良主义,他们所做的是制定革 命的议事日程,要求彻底地否定现在和过去一一 “日常生活的革命不能从过去, 只能从未来中做出它的诗篇”。

  从考古研究到巴黎公社的争辩,情境主义者和列斐伏尔在这个旅程中一直寻找 着批判与革命的某种合法性。巴黎公社的地位,决定了他们致力于恢复城市中 的节日和改变城市结构的日常生活革命的合法性。而确认巴黎公社作为革命的 节曰,也为实现他们的目标“游戏社会”找到一个起点。

  情境主义的历史总是在政治、意识形态与私生活等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行进。 日常生活批判是间隙空间和琐碎时间中进行的批判,这种批判是要对微观的个 人关系与生活方式进行本质变革。与历史上狂风暴雨般的革命相比,它更像缓 慢地风化过程,也更加地接近“地面”,接近“身体”。因为如果情境主义是 要打破各种建制,那么个人之间的矛盾何尝没有反映出建制。日常生活中无限 的复杂性,就像宇宙黑洞,往往让雄心与誓言在其中尸骨无存。要让日常生活 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发生质变,其难度远远超过了单纯的艺术革新或政治革命。 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革命是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革命宣言。

  任何有关情境主义国际的讨论,首先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何谓情境主 义。1958年,德波在采访中把情境主义称作是一种艺术趋势。而1960年的伦敦 ICA情境主义者会议上,情境主义国际的发言人莫里斯.维凯特(Maurice Wyckaert)称:“情境主义并不存在,并没有一种以此命名的教条/主义”.当 一位听众询问情境主义的定义时,会议戛然而止,德波对他回答道:“我们在 这里不是为了回答这种无聊的问题”,接着和其他51成员走出会场。

  正如维凯特在1960年的会议上所说的,情境主义国际从来没有一个唯一的,包 罗万象的情境主义宣言。更准确地说,他们的宣言是他们的众多出版物的总和:手册、期刊、以及诸如德波的《景观社会》或瓦内格姆的《日常生活的革命》 这样的个人理论文本。

  在情境主义国际成立不久,德波在《情境主义国际分解与反分解》(The S.I.in and against Decomposition)一文中写道:正如不存在作为教条的“情境主义”, 没有人可以把某种形式的实验称为情景主义的成就,我们不能被意识形态和实 践上的弱点所束缚。另一方面,也不能承认神秘化的暂时价值。

  第一期《情境主义国际》中的《定义》(Definitions)一文对情境主义国际使用 的各个词条进行了定义,在定义“情境主义”(situationism)前,先对“建 构情境”做了如下解释:“由一个统一的环境和事件的游戏的集体性组织所具 体地精心建构的生活瞬间”。而“情境主义者就是从事于建构情境的人”,他 必须从事“建构情境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或者他就是情境主义国际的成员。“情 境主义”就是从这两个概念而来的“一个不恰当地来自以上定义的无意义术语。 根本没有情境主义这种东西,它就意味着一个诠释现存事实的教条。情境主义 (situationism)的概念显然是由反情境主义者发明的。”

  情境主义者对“主义”这个后缀的敏 感,来自于他们对教条化的警惕。这与 当时马克思思想被教条化以及斯大林主 义的专制有关。情境主义者批判地接受 了马克思的辩证思想,他们热衷于不断 地“建构”,不断地冒险,冒险就得保 持目标的不确定性。不只是情境主义的 定义,就连革命方案也是如此,“我们 不会完全靠我们自己发展出一个新的革 命方案。我们认为,这个在建构中的方 案将有一天真的与统治现实竞争,而我 们也会参与到这个竞争中去。” 没有情境主义者能够确定或是纠结于情 境主义的定义,但是有那么一批人坚 定地称自己为情境主义者。情境主义者 就像一团星群,他们所闪耀出的星光构 成了情境主义的耀眼而又无法触及的形 象,每一个情境主义者都在不断地为情 境主义更新或丰富其定义。在这个意义 上,可以说:没有情境主义,只有情境主义者。

  巴黎的情境主义国际从始至终都是一个很小的组织,真正的成员从未超过10 个,而情境主义国际在它15年的历史中,算上各国的分部总共有72人加入过 。但自称情景主义者的人数却远不止这些,而且极具多样性,他们所提供的各 种可能性丰富了情景主义的含义。尽管德波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转向后现代的 后马克思思潮的重要枢纽,但对于整个情境主义的思想宇宙来说,他依然只是 一个最耀眼的星座。其他情境主义者也应当被视为这个思想宇宙的重要坐标。 然而,这些人的工作却很少被讨论,尤其是国内对情境主义的译介。尤恩和康 斯坦特以及伽利吉欧的重要性在于,她们在艺术和政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此 外,伯恩斯坦和杰奎琳也是曾经处于组织中心但而今却被人遗忘的女性。 情境主义国际的历史可以理解为一系列复杂的“游戏”。正如赫伊津哈所说的, 游戏的过程和规则才是游戏的本质。这就意味着,情境主义最有价值的遗产, 不只是他们的理论,也不只是他们的社会实践;这个遗产不属于哪一个情境主 义者(即使是德波〉,也不属于第一情境主义国际或是第二情境主义国际这样 的组织。情境主义国际的贡献就像伽达默尔提到的“集体业绩”,其价值在于 这群情境主义者充满内在张力的观念和文化理想,在个人与组织的日常生活与 社会实践中,逐渐发酵并对周遭造成影响的过程。在情境主义国际的历史中, 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游戏性与严肃性的矛盾,社会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矛盾,个 人与组织的矛盾,交织纠缠在一起,这些经历与矛盾或许才是各位情境主义者 留下的真正遗产,有待发掘的遗产。

情境主义国际建立于1957年,从一开始该组织就跨越了欧洲的许多国家,并在 许多不同的主办城市召开不定期会议。

  建立情境主义国际的先驱是分散在整个西欧的各个团体,它们共同的目标就 是文化革命。尽管在策略和个人观念上有所区别,但是他们对现代主义艺术 有着同样的批判!^一,同样需要在新潮流中分得一杯羹。这些团体主要是:想 象的包豪斯国际运动(The International movement for an imaginst Bauhaus,简称IMIB),眼镜蛇小组〔即实验艺术家国际The International of Experimental Artist, 简称COBRA)和字母主义国际(lettrist International,简称LI)。后来德国的刺客团体(Groppe SPUR)也加入了情境主义国际。而德波曾经是社会主义或野 蛮小组成员的经历,也影响到情境主义国际的政治理论。

  1960年代早期,情境主义国际组织经历了一次大分裂。自1961年的第五次会 议开始,51内部逐渐发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导致了一系列事件:1962年的两个 月中14名成员接连被开除,情境主义国际因此发生分裂,以德波为首的原情 境主义国际组织被称为第一情境主义国际,而部分分离出去的成员,于1962年 3月组成了第二情境主义国际。

  第二情境主义国际跳脱出原有的教条,提出了新的组织原则:“现在每个人都 可以成为情境主义者,而不用任何特殊的程序”。此外他们致力于情境主义思

  想在各个语言中的传播,通过接受讨论与批判来推动情境主义。他们反对第一 情境主义国际将革命赌缩在无产阶级中,而是号召所有人以艺术的方式来反抗 景观。第二情境主义国际在其持续的十几年间,生产了许多作品和情境.他们 的艺术实践直接介入日常生活来创造情境,作为以行为和团结的方式的实验。 情境主义的开放性,决定了有多少种情境主义者就有多少种情境主义。然而, 尽管情境主义者的观念与实践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异与冲突,但他们却同样用游 戏性的实验来建构情境,他们都认为未来城市中应该生活着游戏的人。 彻利吉欧想象的未来是“无尽的表演的舞台与花坛。这个行星将被转变为无际 的乐园(Luna Park),生产出新的激情和强烈情感。”而康斯坦特的新巴比 伦计划企图把整个地球改造成一个游戏的空间,德波则通过“战争游戏”棋与 调查相结合,不断排演社会斗争的策略,从而创造出另一种游戏的可能。

  尽管其革命策略与列斐伏尔的不尽相同,但是所设想的结果同样是游戏是节日: “无产阶级的革命绝对就是节日,因为节日性正是节日所宣告的生活的主旋律。 游戏是这种节日的终极原则,而它所承认的唯一的规则是无限期的生活,无限 制地享受”。只有在节日和游戏中,欲望才能得到释放,才能超越乏味的日常 性。列斐伏尔与情境主义者在1960年代早期所达成的共识,成为情境主义者的 乌托邦理想的基础。他们把巴黎公社看成是能够导向真正革命的节日。在资本 主义社会中,节日是日常生活相分离,节日的发生屈从于商品化成了例行公事, 节日在异化中已经消亡。而巴黎公社则是节日的重生,这种节日本身就是革命 性的。在古希腊神话中,节日原初的意义就是指酒神的狂欢。在尼采看来,酒 神的节日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颠狂状态,是个体的人自我否定而对生命意 志的失而复得。尼采对于欲望、酒神的论述也感染了列斐伏尔与情境主义者。 节日在赫伊津哈那里本身就是游戏。

  因此,情境主义的革命方案是:“进步的唯一方式是解放并扩大游戏(play)的 趋势……反对游戏(play)的退化形式一一它是向幼稚阶段的倒退,并且总是和 反动政治联系在一起一一必须推进革命的游戏(play)的实验形式”。“然而 革命计划不能接受传统的游戏(play)观念,不能接受限制于空间中或在时间 和质性深度上的游戏(game)观念。……日常生活的革命不能从过去,只能从 未来中做出它的诗篇。……迄今为止情境主义活动的不同时刻只能在革命的重 新出现的角度上理解,一个既是社会的也是文化的革命,与以前的任何实验相 比,其行动范围从一开始就必须不断地扩大。”

  与赫伊津哈的感叹不同,巴赫金、巴塔伊和情境主义者通过对中世纪狂欢节的 肯定,肯定了游戏对外部社会规则的颠覆性。在巴赫金的狂欢节理论中,颠倒 了的世界、奢侈浪费及纵欲等等都被看作是在对主宰者批判表现。而列斐伏尔 和情境主义者则把游戏和狂欢节联系在一起,强调游戏颠覆既定体制的政治意 义。日常生活中积聚的反抗意识在节日或狂欢节中爆发出来,借由游戏的形式。 “列斐伏尔将节日,尤其是指中世纪的狂欢节,作为区别于资本主 义日常性的日常生活。他们期望的是一种非等级制的游戏,而其目的则是创造 性以及游戏中的’差异权力’,关注的是节日为革命的目的颠倒各种文化价值 的潜在能力。”这种潜在能量将改变日常生活的内部结构,从而像细胞裂变似 的"自下而上地"完成革命。(列斐伏尔〈1947〉1991a:202)

  情境主义者在近代游戏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游戏在文明中的社会功能。 情境主义者强调游戏的生产性和建构性。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 (Homo Ludens)意指唯游戏才是人,是对文明和游戏的描述与界定,而情境主义则是 用游戏社会和游戏性实践作为一种革命的动员和策略。这种游戏的生产性不仅 是颠覆旧体制,而且是一种不需流血的革命演习。

  1957年情景主义国际的成立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观念和实践。他们的“实验行为” 之一就是漂移,或称为城市“漂流”。漂移提出的问题会令其他的实验行为可 能被发明出来。这些实验导致了 “永久游戏”的实践。这种游戏性,与现存文 化的原材料有关的部分,导致了 “异轨”的产生;与构筑环境的部分,导致心 理地理学或特定空间和时间的主观环境。

  城市心理学与情境主义国际对于改变日常生活的诉求息息相关,其关切的是人 为的或自然的物质环境对冲击一个人的心理所造成的影响。这种心理地理学以 及相关的城市规划的研究来源于想象的包豪斯以及最初的包豪斯。和包豪斯创 造建筑不同,情境主义国际企图通过漂移来有意识地改造现有都市。

  德波在《对情境主义的游戏定义的贡献》中,阐释了情境建构和游戏性是如何 互相助益的:“唯一能在游戏中构想的成功,是它的气氛环境的瞬间成功,以 及它的力量的持续增长……游戏不能完全从竞争性中解放出来”。情境主义国 际的激进也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将所有东西都游戏化,用“建构生活情境“满足 游戏需求。情境主义国际的目标是一个欲望的具体实现的地方,在那里生活的 全部就是游戏。而建构情境意味着全面渗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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